[转载]我和我想象的作家（上）

   （李浩写过《我和我想象的读者》，我也想写个《我和我想象的作家》，就先用这篇把题目占下了。全文刊于《文学自由谈》2015年第4期，题《何为作家，作家何为》，此系前三节。）

1．

伟大的文学，必来自伟大的心灵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庸鄙乏匮的人，能写出麦秀黍离之诗。一个胸无真意的人，大概也只会吟风弄月奉旨填词。作品的意趣如何，足可见作家的风骨气量。读作品，也是读作家。所以我读书，非只要知其文，还想识其人：要看到作者的存在，还要看到他的心安放在何处。

对于倾倒于其写作，进而希望一睹作者本人风采的仰慕者，钱钟书先生有句名言：“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，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”此充满钱氏风格的谐语说在几十年前，彼时的人及食货还未曾陷入诚信危机，即便不识母鸡的样貌，大抵仍可吃上放心蛋。然而放眼如今，假冒伪劣大行其道，食蛋者要吃不错的鸡蛋，不得不先审问母鸡们吃了什么，否则很难安康自保，身心周全。可见，找准蛋源十分关键。文学也是如此，为了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可读，不得不先对作者进行一番小心的判定。古人将论世知人视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与方法，识见大体不差，也足有先见之明。由不同时代、不同的笔写下的文字，都会或隐或显、或深或浅、或多或少地投射出时世的忧欢以及作者内心的格局，也因而，很难指望一把卑劣的刷子会写出怎样的锦绣文章。故此，我一直怀揣既要吃蛋也要识鸡的心理：要识读一流的作品，也要追从一流的作家。而混迹作家行列日久，就日益发现，作家头上并非天然笼罩五色光环，也决难先天具有度化众生、救疗灵魂的无边法力。今日之时反而是，作家往往只被当作一种职业身份，写作也无非一项专业技能，和铁匠打铁没有多大区别。但同样是铁匠，有人打出干将莫邪，有人打出镰刀斧头。非但形制功用不同，品质价值也相去甚远；同样是作家，有人写出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，有人写出后四十回，不仅良莠有别，而且高下立判。诺贝尔不必为火药造成的灾难负责，作家则要对写作怀有敬畏之心，他必须用诗意抵抗这个匮乏的时代，必须用生命撞击这个荒谬的世界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作家不应单是一种职业身份，而必须具有精神的担当和思想的责任，写作也不该是止于打铁似的炫巧耀技，而是要锤炼进生命的宽广和灵魂的重量。一个真正的作家，要写出纯正的作品，先要做一个纯正的人。

2.

何为作家？作家何为？大概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认识和定位。三十年前，王蒙先生曾对作家的没文化表示担忧，他以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“非常非常有学问”的“大作家”为镜，指出“作家应该同时努力争取做一个学者”，“在思想、生活、学识、技巧几个方面下功夫”。但是这一号召似乎收效甚微，有的作家非但没有化为学者，反倒成了气功大师、毛片贩子。

后来，坏小子王朔又以“码字儿的”自居，将写作的崇高性、严肃性一脚踹翻，作家似乎成为了码字工具，主体地位可有可无。当然，多数“码字”的作家本来就没把写作太当回事，也没必要指责他们“玩文学”——你可以在庙堂上讲经说法，但也不能制止别人赶庙会、耍把式。不可否认，有些江湖人士，不仅身怀绝技，而且艺高人胆大，所以敢走钢丝，能舞中幡，“玩”出了出神入化的真功夫。只不过这样的作家极少，偌大中国只有王朔、韩寒足可道之。

此外，一些 “国”字号作家，则喜欢踱出庙堂，大谈“平民意识”、“把身架放低”、“为人民写作”。还有更为谦卑的，喜欢以“我是农民”自诩，因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“骨子里就是个农民”，其平民意识要比“中国一般作家”有“根”。基于一种朴素的乡土情结，他们的创作自然要情系桑梓，心怀庶众。他们“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”，推崇“‘人民性’的表达”，其创作标的也仍是“经国之大业”。“农民作家”当然不会简单地写农民，而是要在所写的农民身上，体现出一种浑厚阔大的史诗性，至于效果如何，则另当别论。

作品写得好坏，涉及到技术问题。从技术层面说，又有不少作家喜欢自称“手艺人”。贾平凹、铁凝、刘震云、毕淑敏等人便有过这样的共识。若干年前，铁凝曾自谦说：“写小说的人如当不了一个家，就起码当一个匠。”可目前的现实是，尽管许多人成了“家”，而且是很大的“家”，但是一落到作品上，他还是一个匠，最多是大一点的匠。王彬彬曾批评：“今天的中国作家，越来越像一群手艺人。”其实，不止是像，很多作家就是手艺人，而且是十分蹩脚的手艺人。

作家走下臆设的神坛，重新定位于码字儿的、手艺人，确乎有其去魅的意义，或许会让作家找到自己的原点，确定自己的站位。再加上“平民意识”、“底层关怀”、“贴着地面写作”之类很显亲民的文学口径，作家们倒像是放下了本就不值一提的“架子”，很有了些“以天下苍生为念”的人间情怀。可是，并非“事就这样成了”。看看市面上流布的向生活看齐进而把生活看低的文学，看看那些标榜中国叙述、粗笔美学、民族思维的鸿篇巨制，你会发现，在一部部“现实主义”作品里，所谓现实，充其量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催眠大戏。现实如此强悍，文学却如此羸弱。现实扑面而来，作家却闭上眼睛。无法直面现实，无力抵达现实，才是中国作家最可悲的现实。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确是如此：你越是强调贴近什么，就越是远离什么，甚至自己的心灵也不知放归何处。

一个作家，即便是“码字儿”的王朔，想要写出理想的作品，除了需要高超的手艺，恐怕还要为这手艺注入活的灵魂。一个作家——虽也没什么了不起，但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等同于引车卖桨者流，起码在写作时，他要具有足够超拔的精神向度。然而，对于中国的许多作家来说，最吊诡而又残酷的处境是：肉身尚存，灵魂出离，精神业已化为乌有——作家已死。

欧阳修尝曰：“斯文，金玉也，弃掷埋没粪土，不能销蚀。”然十数年来，中国作家的形象不仅被满世界的浊气侵吞，更被作家自己消解得不成样子。作家们非但不再妄作大法师，还有的连最起码的操守也丧失殆尽，自不必说什么斯文扫地了。疲软，谄媚，没有主心骨，只求功名利禄，以往为作家所不齿共愤的，现在却成了造就他们“成功”的法器。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”，作家们成了无处挂单的和尚，虽还披着袈裟充“半仙”，却早已纷纷蓄发还俗，既无力度人，也无以自度。

3.

由于中国作家的群体溃败，导致当下的文学创作一片颓相。作家总量虽多但名副其实的太少，作品数量虽多却乏善可陈。帕斯卡尔说过：“当我们阅读一篇很自然的文章时，我们感到又惊又喜，因为我们期待着阅读一位作家而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人。”可是，现在我们的阅读感受往往相反：在一些匠心巧运、人物众多的作品中，你看不到“一位作家”，当然更难以发现“一个人”。你能发现的或许只是失望：作家们正襟危坐扶乩一般写出的东西总是如此一致，好像他们的头脑里住着同一位笔仙。所以，我们的作家很多，作品却都相差无几，尽管他们写了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事，可是一经勘验，就会发现，虽然他们鼓是鼓锣是锣，排演的却是同一出戏。同理，我们的作品很多，但作家很少，尽管文学作品的产量大得惊人，但它们的作者多为同类项，一经合并，就只剩下一个常规系数——“我们”。

有鉴于此，中国作家的当务之急不是写什么，而是要反躬自省，去伪存真，先做好自己，让凯撒的归凯撒，作家的归作家。究而言之，无论是学者化还是老百姓化，无论是码字儿的还是手艺人，无论是平民意识还是底层关怀，固然都有一定的针对性，却不足以道明作家及文学的本质。一个职业写作者，既然以写作为业，就不应像二道贩子那样没有长性，而应内心笃定，不从流俗，具有所谓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既能在生活的河底潜行，也能逆飞于风头浪尖之上，总之是要以文学的方式发出独属于自己的声音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一个作家首先要明确的不是作为其他的什么，而是要认清“自我”，具有不势利、不苟且的主体意识。作家就是作家，他可以在某一方面有学者或手艺人的特征，但是作家的主体意识，则是无可取代，不可放任的。就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中国作家的总体面目却是模糊不清，阴阳难辨，大家热衷于表白“为了谁”，却懒得弄清“我是谁”，因此作家们在坐而论道定时总喜欢拉扯别的名目，比如农民作家，比如为老百姓写作，比如无职无权的文化人，好像不加一点添头这个作家/作品就无以成立似的。实质问题是：你是谁？你心在何处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