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发表时题《何为作家,作家何为》,全文刊于《文学自由谈》2015年第4期。这次推送的是第4节。
文章写于2012年。此时重读这些文字,不免心绪苍茫,看来那时我还很天真,把作家的“小”和“弱”看作一种不可摧毁之物。近两年的意外经历证明,那个阳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以种种非人的方式要摧毁你,吞噬你。卡夫卡说:“这个时代与我如此之近,我无权反抗它,但是有权表现它。”所以他以卡夫卡式忍耐写出了《地洞》《城堡》——当然这也是他的反抗。所以,重读旧文,仍为那些“孤独作家”所感动,所激励。同时我也告诉自己,永远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的尾数,永远不要加入庸俗势力的大合唱,而且,永远也不会被摧毁。
因此,这一节也可取个小标题——《我的“孤独作家谱”》。
4.
一个作家就是他自己,一个自身强大的作家甚至无法归类,当然也没办法用来比附什么。哈罗德·布鲁姆在《西方正典》中说到:自古希腊职业诗人品达以来,“力争经典地位的作家会为某一社会阶级而战,正如品达为贵族而战那样。但每一有雄心的作家主要还是为了自己,因此就常常背叛或忽略自己的阶级,以便增进完全以‘个人化’为核心的自我利益。”他的话前一句还说得过去,后一句可能就需要“批判性地理解”了。一般来说,我们是最讲群众观念的,作家更不例外。为了自己?——岂非自以为是,岂非太自恋?所以,除非你不怕孤独并且甘愿自我放逐,否则就很难把“个人化”当成写作的核心。也正因喜欢扎堆,讲究人同此心,中国的作家才格外尊崇宏大叙事,以集约化的写作方式组合出八面威风且八面玲珑的样板工程。大而无当。众口一词。这种讨好、取媚、浮夸的文学必然不会有任何个人化的东西。某些宣称“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”、“整个中国的内涵在里头”的作品,说到底只是披了一层中国的皮,在那里,你看不到作者的心灵安顿在何处,当然也不知他把中国的心安放在何处。没有完整的自我,何谈整个的中国?
所以我有一个偏见:真正的大作家,很可能只是“小写”的人,像萧红、王小波、卡夫卡、普鲁斯特,他们都很“小心眼”,却都写出了大作品,而这些大作品,又往往从小处着笔,《追忆逝水年华》只是些“时间的游丝”,《呼兰河传》只是些“幼年的记忆”,与《子夜》、《创业史》之类的大制作相比,确是不足道矣。可是,那些小小不然,却如传播生命的孢子,总能落地生根,长出蓬勃的枝叶。有些庞然大物,则如罕见的太岁,虽然看似活物,却很容易萎缩、干瘪,最终一无是处。
诚然,我所说的“小”绝非小人之小、小气之小,而是一种着力于内省的的自我确认。因于对自己痛彻的认知,才可能沉入内心深处,酿积出孤傲而决绝的力量。如布鲁姆所说:“一位大作家,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,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,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崭露就被摧毁。”所谓“内在性的深度”,用更本土化的词汇表达,大概也相当于一种修炼、修为,亦即一个人颠扑不破的本性。在一篇回忆王小波的文章中,他的哥哥王小平曾说:“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,都有一颗自己的内丹。他们行住坐卧,都如蚌含珠,默默孵育着这颗内丹,像练气士一样呼吸沉降,萃取天地间的精气,使这颗内丹在感觉的滋养中成长。当内丹大成时,它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与外界发生感应,此时艺术家趣味大成,进入一种高超的境界,谈笑咳唾,皆成珠玉。这种内丹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纯美境界的把握,一种至高的品味。”王小波便是一位拥有自己“内丹”的作家,这颗“内丹”给他胸怀,给他胆魄,也给他抗拒“减熵”的能量,让他成了一个敢给花剌子模国王送去坏消息的人。王小波没有自许为百姓或是平民,只是自认为“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”,但是他的沉默不是出于怯懦,而是因为不愿加入“庸俗势力的大合唱”。王小波如此固执,可又是如此柔弱:“我的灵魂里……有一个核心,这个核心害怕黑暗,柔弱得像绵羊一样。”王小波如此柔弱,却又如此执着:“我希望我的‘自我’永远‘吱吱’地响,翻腾不停,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。”他珍视着“自己的性格”,“自己思想的自由”,他的“自我”从来不曾沉默。因为一颗软弱的灵魂,王小波却成了从泥坑里站起来的巨人。
卡夫卡也是一位“弱的天才”。羞怯懦弱,孤独内向,优柔寡断,这些弱性词汇用在他身上无不妥帖,“弱”是他的一个基本标志。他有一句名言:“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: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。”就像《地洞》里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动物一样,卡夫卡的一生也是彷徨无定、犹疑延宕的一生。可是,就是这样一个易于被“摧毁”的人,却是那么充分地表达了我们的时代,美国诗人W.H.奥登即认为,“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”。就此而论,卡夫卡又是强大的,虽然他如自己笔下的猎人格拉胡斯,好似并不反抗必死的命运,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“默默的坚忍的力量”。哈罗德·布鲁姆称之为“卡夫卡式忍耐”,并指出,这对他所从事的写作艺术是一个“预备性的借喻或隐喻”。卡夫卡说:“忍耐是实现一切梦想的唯一的、坚实的基础。”这种忍耐不同于消极的忍受,在他这里,忍耐几乎就是一种存在方式。我们常常引用他写在手杖柄上的名言,却忽略了他还有如下补充:“……我与生俱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。我用这种弱点——就此而言它是一股巨大的力量——将我所在时代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。这个时代与我如此之近,我无权反抗它,但是有权表现它。”所以,卡夫夫是一个善用“消极”(negative)的人,他用否定的方式发现了“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看不到的东西”。这大概正是卡夫卡得以伟大的前提。
哈罗德·布鲁姆是一位真正懂得卡夫卡的批评家,他指出:卡夫卡的精神核心是他的“不可摧毁性”。在《西方正典》中,布鲁姆摘引了几条卡夫卡的格言:
信念即意味着解放自身中不可摧毁的因素,或更确切地说,变得不可摧毁,再确切地说,就是存在。
一个人若不相信自身有某种不可摧毁的因素,他就不能存在,尽管不可摧毁的因素和这种相信都是他自始自终无法察觉的。
可见卡夫卡非但不可能被“摧毁”,反而是一位西西弗式的英雄,即便他明知所做的是不会获胜的事业,仍然会徒劳地推起或许毫无意义的巨石。卡夫卡曾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,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,我就要撕裂了!”这句话和“火炭上的一滴糖”一样流露着天真的激情,和王小波相似,卡夫卡心灵深处的自我绝不沉默,作为一种“不可摧毁之物”,让他在不能坚持时仍会坚持。
在我心目中,有一份“孤独作家谱”,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,这个名单还可拉长,比如:克尔凯郭尔、艾米丽·狄金森、博尔赫斯、费尔南多·佩索阿、本雅明、弗兰纳里·奥康纳、梭罗、布鲁诺·舒尔茨、胡安·鲁尔福、凯尔泰斯·伊姆莱、沈从文、海子,等等。他们无疑都是在孤独中找到自我归属的人,他们因孤独而拥有了“不可摧毁之物”,从而给“自我”、“真我”、“我自己”以及“我的灵魂”重新命名,并籍此“攻击整个阳的世界”。
对于这些孤独的英雄,崇之仰之远远不够,还要倾尽全力,效仿之,追随之。

